因此，刑法教义学者通常将刑法的碎片化视为对其自身体系化作业的障碍，反对论题式的法律适用（遇到什么问题适用什么标准），而这正是刑事政策学所必须容忍的。
特别是刘作翔的论文，可以说是以一个严谨的法理学者的身份提出的崭新认识，是对传统法理学知识体系局限的深刻反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每个分支学科又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不过，该教材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学的影响，其基本内容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容相近或相同，该教材仍然没有完成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功能划分。认真总结我国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实践经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该书的出版使科学学由前科学（pre-sicence）时期进入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标志着科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因此贝尔纳也被视为科学学的奠基人。很显然，该教材已经注重从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入手来安排自身的逻辑体系，而不拘泥于现行宪法典的内容体系。因此，它既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相适应，又有其独有的特点。
三是明确把学术体系构建与法学研究者的个人能力和兴趣联系起来，指出了法学学术体系存在的个性化特征。加强我国优秀法学研究成果对外宣传，推动专家学者对外发声，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运用物联网技术，决策者还可以对桥梁安全进行检测，更有前瞻性地管理公共设施。
广义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的若干问题，如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且很多时候，借助数字技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也较难以被关涉的当事人所直接感知。不过，数据采集应当遵循全面、多维、高效的原则。大数据的管理和治理，是以系列数字技术的支撑、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基础的。
因为数据基础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数据低访问性、不稳定的质量、模糊的所有权以及缺乏问责性。数字法律制度的发展，涉及多维度的价值问题，而这些价值问题，尚未被全面、充分地考量，包括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技术创新与技术规制，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与公权力的保障和制约，中国立场与全球价值维护，技术异化与技术规制等。
明确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必须处于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禁止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其二，促进数据共享与维护数据安全的平衡。此外，欧盟成员国还达成一项共识，即个人的隐私信息的保护，属于公民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之一。数字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与传统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存在一些差别。
其二，数据质量标准管理和数字治理平台构建等基本法律制度。依托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平台汇聚了来自公安局、民政局、人社局、工商局、卫计委等部门的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并以工商局的企业为基本信息基础，建立了完整、准确、动态更新的法人基础信息库。（2）更好地保障数字技术创新，才能够使本国在参与数字技术发展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占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和先机。
预测性警务是最为典型的预测性执法方式之一。概而言之，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数据安全法的立法目的。
其一，信息保护强调数据的有限开放和匿名化处理。大数据知识发现的基础是数据，核心是算法。
但是，有关统一数据平台建立，其基本原则是什么？统一平台是建立一个或者多个全国统一（分领域）的平台。当然，我们在看到数字技术促进公众守法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出现了新的违法、犯罪现象，如帮助网络信息犯罪、网络诈骗、网络暴力问题已经大幅度增加。例如，公权力机关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9条处理个人数据信息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等原则。从全球来看，美国、中国和欧盟，是数字技术发展较为迅猛的国家或区域。（3）大数据比对可助力案件侦破。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仍面临着资源管理职责不清晰、数据资源供给不顺畅、数据质量标准不完善、开发应用规则不健全、安全规范监管不到位等痛点堵点，数据治理的目标在于，通过数据确权、促进数据流通和交易、做好收益分配、促进数据安全治理，促进公共数据汇聚融合、共享交换和开发应用，构筑国家总体竞争优势，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4）监管特点鲜明，注重维护国家安全。例如，北京市启用了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医疗救助系统、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系统总额和信息管理平台，与市工商局、公安局、人社局等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完成车辆、住房、殡葬、婚姻登记等11类数据的查询比对，为救助待遇的审核提供科学依据，较为有效地杜绝了错保、漏保和挤占、冒领救助资金等现象。
（2）个体数据的清晰性为国家动态管理个人提供了数据依据。再如，通过聚合农业大数据，从业者可了解特定地区上一年种植了哪些农作物，以及过去特定时间段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合理安排农作物种植工作。
因而，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全球数字法律制度和规则，进而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更好地为本国数字法律制度规则的发展做好定位。例如，可以被监听的数据流或可以被黑客入侵的在线系统，会导致人们对整个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产生根本的不信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标志着中国数字治理基本法律制度的建立，而围绕平台反垄断、网络交易监督、汽车数据安全管理等领域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则表明关于数字治理的法律制度日趋丰富。2021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主导的阿里巴巴二选一巨额处罚、网信办主导的滴滴安全审查、工信部主导的互联互通专项整治，开启了中国数字治理的新进程。例如，云存储技术虽然为用户提供了存储存放自己资料的便利，但由于用户丧失了对自己数据的绝对管理权，存在安全隐患，因而需要强化安全管理，如通过基于属性的加密方式，就具有保护用户隐私、数据机密性的作用，防止了用户的串谋攻击，支持灵活的访问控制策略，形成安全、高效的密钥生成管理分发机制等。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数据隐私管理，如系统采集的证件号码、银行账号等信息在下游分析的内部管理系统中，是否要进行加密、脱敏以及避免数据被非法访问。二、数字技术对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数字治理实际上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关于数字技术的治理，即对数据技术自身的治理，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来治理国家和社会。
例如，非接触式查询个人信息的行为，是经常性的行为，故数字权力的行使更加便利。企业层面的数字治理的核心则是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
平台企业的这些信息，政府基于管理需要，可以依法调取。结 语判断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包括：有完整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
2020年，国家税务总局依托阿里云打造智慧税务大数据平台建设，立足大数据研判分析，实现业务功能半自动化或自动化处理，同时，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技术，智慧税务进程加速。其二，数字权利保护难度加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是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微观上，借助数字新技术，国家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各种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的掌控更加具体、精确，如个人征信信息。
数字技术发展，本身会衍生出很多数据技术治理问题。（5）大数据的使用目的的非合理化。
目前，较为激进的数字使用技术，如人脸识别技术、码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已经大幅度压缩了个人隐私的空间。（3）保障数字技术创新，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即政府调控引导社会的能力。可见，数字隐私问题是整个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根本性制度，通过专门立法应对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有助于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保障数据科技在符合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持续发展。